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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新生代农民的劳动力创造

来源 : 三农网 日期: 2016-08-03

摘要:“三农”最重要的资源是农民,对农民劳动力的整合也是农业资源整合的根本和核心。农民是农业劳动力和农业技术应用实践的主体,然而多年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使驻留在农村的劳动力的平均文化水平下降,他们不愿或者很少有机会接受劳动生产技能培训,缺乏基本的科学生产知识和技能,劳动生产率不高。这一群体相对说来更加存在小富即安、故土难离和满足现状等传统观念和思想,相当一部分农民思想保守,循规蹈矩,按老规矩办事,缺乏创新精神和敢闯、敢干、敢试的勇气和信心。

 

农民劳动力的变迁同时也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农民工这一新兴群体,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初第一批农民工进城务工开始,农民工群体的特征和需求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目前,改革开放后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已逐步占据农民工群体的多数,由于其行为特征与上一代存在差异而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明确提出这个说法。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形成了这一群体新的特点:

 

一是逐渐融入城市生活,渐渐脱离农业生产。新生代农民工,特别是年龄越轻的农民工,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直接从学校步入基本上属于非农性质的城镇用工单位,鲜有从事农业生产的经历,基本不会也不愿种地,有的甚至乡情淡漠,不习惯也不喜欢农村生活,“宁肯在城里要饭,也不愿回乡种田”。他们在自我选择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角力改变着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一项研究显示,50岁以上的农民工只有15%的人想在城市定居,40~50岁的为21%,30~40岁的为37%,20~30岁的为45%,20岁以下的高达61%。刘传江、程建林(2008)2005年3月在武汉市对农民工的调查表明,在未来归属倾向与自我身份认同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中有69.9%的人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城市中的一员”,“应该得到和城里人同等的社会地位”;而其父辈“未来归属倾向”的系数则呈负数,这充分说明第一代农民工从来没把“自己当作是城市的一员”,就其身份而言他们“仍是农民”。

 

二是文化程度有所提升,具有了一定的职业期待。在新一代农民工中,有相当一批人(80%左右)为初高中毕业生,甚至还有大中专毕业生。至少与“60后”、“70后”的农民工相比,他们在城市务工之前就已经在学校读过书,而且有很多人之前或务工中还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也较强。他们已越来越适应城市生活,也对城市的发展和运行有了一定的了解,包括对社会生活发展、交通运输通讯、电脑网络信息、人脉交际关系甚至股市外汇信贷都有了更多的认识,眼界不断变得开阔。所有这些都不断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和职业期待。《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2004年农民工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中的比重分别为33.3%、21.7%和22.9%;而国家统计局2009年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的比重分别为39.1%、25.5%和17.3%。五年间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上升了5.8和2.6个百分点,而建筑业则下降了5.6个百分点。朱永安(2005)调查表明,第二代农民工从事服务业的比率最大,为41.4%,而第一代农民工从事这一行业的只有16.9%;同时,第二代农民工从事建筑、社区服务等工作的比例要低于第一代农民工。此外,因为职业期望等原因,新生代农民工“跳槽率”普遍偏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远高于上一代农民工的平均水平。

 

三是思想活跃,公平意识、公民意识、维权意识、法律意识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环境相对较好,城市生活是他们幸福指数提升的参照系,他们大都不安于现状,需求层次不断提高,对自己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有了更高的要求。除了劳动报酬外,他们日益重视安全、维权等这些关乎生活质量的因素。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和实际生活体验,新生代农民工积累了一定的法律常识,对政策的理解能力也有很大提高,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他们要求对自己的权利和地位给予充分尊重、保障和平等对待。

 

四是更加注重交往,更加注重自身学习和子女教育。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跨越农村和城市的中间人群,他们在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圈和社交圈,交往范围是老乡、同学、亲戚、朋友等。因为交通、通讯便利,他们交往比较频繁,交际能力也不断提高。无论是找工作还是生活中遇到困难,多通过这个“圈子”而不是通过正常渠道和合法途径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继续学习的愿望比较强烈,他们目前最迫切学习的是专业技能知识、法律知识和文化知识。学好一门过硬的技术是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98.78%)的最强烈愿望。“如果有机会,您最想学什么”,排在首位的是“专业技术”(49.69%),其次是“创业致富的经验”(17.18%),第三是“文化基础知识”(11.04%),随后依次是“电脑或外语知识”、“管理知识”、“法律常识”、“时事政策 ”、“医疗保健知识”。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学习十分重视,期望值也较高,大多数人希望子女能接受高等教育。

 

当然新生代农民工远不止上述特点,但基于这些特点,国家在创造条件促进整体劳动力流动性,提高劳动力供需弹性的同时,既要重视新生代农民日益与农业生产脱节的现实,又要注意他们极强的可塑性状况。需要在三农亟须提升其发展水平的情况下,通过建立一定机制,加强农业产业生产力的系统性创造,加强城乡产业(农业、农业加工业、工业、服务业等)对接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战略性转移,加强劳动力(培训、转移、社保等)对接,特别是加强年轻农民的返乡吸收和利用,加强农村(产业型、生态型、安居型)村落和小城镇建设,而且这是未来三农发展必须要加以重视的。

 

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在分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时,指出“农民素质的提高是新农村发展的灵魂”,必须培养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升农民的整体素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西奥德·W.舒尔茨通过对美国半个世纪经济增长的研究指出:物质资源投资增加4.5倍,收益增加3.5倍;人力资本投资增加3.5倍,收益却增加了17.5倍。而且从1919年到1957年,美国38年中的生产总值增长额,49%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其后经济学家萨卡洛普洛斯分析了61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与个人教育投资)状况后发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20世纪60年代的物质资本投资收益率为15%,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为20%;70年代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3%和15%。于是指出,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对发展中国家意义尤为重大。

 

因此,在我国不断加强高等教育的背景下,应该利用新生代农民工现有的文化基础,以及他们相信通过知识和学习能够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加强对农民市场营销技巧和农业技术应用的培训,甚至不断吸收青年农民进入农业职业技术培训学校,鼓励农村初高中毕业生接受正规职业技术教育,加强他们对农业技术的吸收和应用,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据有关人士预测,如果将现有的农民工都培训到具有中级技能水平,使他们的月工资达到2500~3 000元,将带动农民增收20个百分点。

 

另外,还要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和性格特点,特别是针对他们在“农民”和“市民”之间进行身份认同和选择时所出现的某些精神健康和心理问题,除了给予足够重视并加以适当引导外,还要做好人生观、世界观、法律知识和公民道德等方面的培训工作,全面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整体素质。并以此为基础,结合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增加,完善农村的教育体系,激活未来农村的新兴劳动力(包括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就业的大学毕业生、自愿在农村择业的创业者等),让未来的农民成为一种人们乐于选择的职业,让未来的农村成为人们乐于居住、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让农业成为有发展前途的产业和国民经济真正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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